王先霈：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史创新研究的必要前提

把发生学方法应用于文学研究领域的专门著述，在国内颇为罕见。王齐洲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是这个领域里一部探索之作，这是作者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长期潜心思考的结晶，是一部资料翔实、论析深入、见解独到的很有分量的力作。

此前，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的专著，中文译名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那意思其实是指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创始期的历史，而不是指运用发生学的方法来研究现代文学批评；虽然作者在该书引论中表明他运用的是系统–结构方法，其中接受了皮亚杰认识发生理论的影响。

发生学方法引起我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者关注，引起哲学、史学、法学、艺术学和文学研究者关注，并逐渐有若干人自觉运用，主要是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中译本1981年出版之后。皮亚杰在该书“引论”中说，“传统的认识论只顾到高级水平的认识，换言之，即只顾到认识的某些最后结果。因此，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形式的认识开始，并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他所倡导和实践的发生学方法，不只要研究对象的“起源”，还要研究对象的“发展”；他所指出的传统认识论的局限，在我们现当代的文学研究中也是很突出的。我们研究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对于“什么是文学”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往往认为答案不言而喻，无须再去加以辨析。但是，研究者对于“什么是文学”的理解，只是今人的观念，是到今天为止的“最后结果”，并不是起源期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也不是两千多年来各个历史时期文学家和文论家的认识。这样，就难免造成研究的一些盲区，造成研究的某些片面性。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作为学科核心概念的“文学”，都是一个现代才产生的新概念。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说，“Literature”是14世纪才出现在英文里的，其含义是通过阅读得到的高雅知识；英国词典编撰的开创者约翰逊的《英语字典》给这个词的释义是“学问、文字技巧”，那和它在今天的学术内涵有很大差别。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文学评论”（literary  criticism）条说：“虽然几乎所有文学评论都是在20世纪写出来的，但是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首先提出的问题仍然受到优先考虑。”这里就产生了问题：既然近几百年才有“文学”这个专门术语，更晚才有这个词语所传达的现代概念，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才可以说“柏拉图的文学思想”或者“亚里斯多德的文学观念”呢？在什么意义上才可以说“孔子的文学思想”或者“孟子的文学观念”呢？王齐洲先生认为，这个长期被许多人当做不言自明的问题，需要认真重新探究，要从起源时期着手，找到文学观念的源头，并且循此追踪，了解它其后的嬗变、转换——这也正是本书的主题。

发生学视角对于文学史研究和文论史研究十分重要。历史的研究试图重现对象早已消逝的状况，绝对的、毫不走样地“重现”或“重建”是不可能的，历史叙事能够做到的，是后代研究者与他们的前辈的“对话”。既然是对话，就不能是单向的，而应该是双向的，不能够只是言说，还必须倾听，要突破重重阻隔倾听前辈的声音。历来的文学家是在各自所处时代思潮背景下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论著述，能够设身处地了解他们的文学观念，才能够深切体会他们为什么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才能对他们为什么那样选取和处理题材，选择和创造体式、技法，才能够对文论家理论的切入角度和所创设的术语的蕴涵，等等，作出合理的阐释。总之，要论古人之文，就要知古人之文心，知古人的文学观念，知古代文学观念的起源和演变。发生学视角的介入，有助于文学史研究和文论史研究避免以今例古，而把从今天理论立场的审视和对于对象本来的真实的考察恰当地结合起来。

人类文学观念的发生存在共同规律，各个文化共同体内文学观念的发生又各有其特殊情况，具有某些各自的独特规律。文学，是主体性很强的一种精神活动。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学有各自独特的文学性，文学民族性的根源在于其各自不同的发生史。“文学”这一现代术语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到中国，经历百年曲折历程，学者们越来越感觉到源自西方的学科构架与本土实际的扞格抵牾，觉悟到既不能用外来框架切割有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学思想，也不能原封不动沿用古人言说方式。建构新的本土文学理论体系，需要对本土文学观念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清晰的了解和科学的阐释。所以，发生史研究，是当代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创新的必要前提。发生学方法的运用，体现了学者文化本土意识的觉醒和高扬。可供参考的是，在本书写作期间，国内哲学史界有关于“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有论者提出，“需要区别两个东西：一是在‘哲学’被引入中国前的那些后来被纳入‘哲学’类别的学术和思想，二是在‘哲学’被引入中国后人们明确地在‘哲学’名号下对那些思想和学术所做的阐释和发挥。”艺术史界也论及“艺术”及其分支概念如何合理运用，例如，有论者说：“‘美术’一语是近代的舶来品，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和含义，是否能够用来概括中国传统艺术实在值得重新考虑”。本书则是中国文学史和文论史学科在这方面努力的一个新的成果。

研究文学观念发生史，主要的不在于词源学的探讨。古人虽然没有关于文学的与今天同样明确精密的概念，却早有运用语言进行的审美的、艺术的活动。我们说古人的文学观念，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文学观念，孔子、孟子的文学观念，指的是，他们的言说中，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文学活动有关系的内容；如果和我们今天理解的文学活动无关，即使他们的言说含有“文学”字样，也不属于文学观念发生史讨论的范围。

文学是在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产生的，是分工、分化的产物。人类的审美活动、艺术活动，经过极其漫长的进化，才从生产劳动、巫术、祭祀、游戏中分化出来，逐渐具有独立形态。文学，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演化，逐渐从艺术活动的整体中分化，与乐、舞分离，逐渐具有独立形态。当其还不具有独立性或独立性还微乎其微的时候，艺术观念是潜在于实用的意识，潜在于宗教观念，潜在于训练后代的教育观念之中，而文学观念又是潜在于艺术观念之中。在文学具有较为明显的独立性之后，文学观念也常常潜在于文学活动及其产品之中。文学观念的明确表述，知性形态的文学观念，乃是在文学高度发展之后的事。研究文学观念发生史，需要梳理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文学观念。本书所论述的“观乎天文”，正是潜在于巫术、占卜、祭祀活动中的文学观念，“观乎人文”则是潜在于礼乐活动之中，潜在于早期艺术活动中的文学观念。

社会分工的结果是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对立，社会上层和下层对文学各有其诉求。上层阶级掌握了话语权，他们的文学观留下了大量文献记载。下层的文学观当其滋生之时就缺少代言人，更难以留下构成系统的记载；但这并不等于下层的文学观对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没有发生过影响。仅就艺术趣味的变化而言，下层的力量往往大过上层的力量。胡适《白话文学史》说：“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史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下层社会创造的文学形式被上层采用，他们的文学趣味，他们对文学形式的敏锐感觉，却多半没有得到理论的提炼与系统阐述。文学观念发生史研究者需要千方百计钩沉索隐，对社会下层的文学观做发掘整理。这种研究因为材料匮乏困难很大，除了文献的搜寻，可以参照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办法，用当今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内透露的民间文学观念，作为旁证。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具体的学术工作可做。

“诗言志”贯穿于文学观念发生发展的几个阶段，贯穿于其潜在的和显在的各种形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说，原始时期，“诗所言之志只能是集体意志”，则诗言志也可以是社会下层所拥有的观念，因此，本书把它作为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标本”，是很恰当的。“诗言志”在不同时期含义确实有很大的区别，在《尚书·尧典》中，诗与歌、声、律平列，它还不具备独立形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的“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的“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的“诗是言其志也”，这些地方，“诗言志”是婉曲地表达思想、意愿的修辞方式，这种修辞方式的广为流行，证明诗可以离开乐舞，以其文辞内容成为人们交流工具。汉儒将“志”与“情”分开并对立起来，则是让诗服从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轨范。本书由此引出论断：“中国古代‘诗’的观念是一个历史建构过程”。这是对发生学方法的良好的运用。

文学观念发生史研究，既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史研究创新的必要前提，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学精神确立发展的坚实基础，意义十分重大。发生学方法要求严密的实证性，也要求高度的思辨性，本书在这两方面都做出了辛勤的努力，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值得特别重视。自然，其中也不免有可以讨论的地方，有可以进一步加工打磨的地方，有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地方。中国文学发生史和中国文学观念发生史是值得耕耘的学术园地，王齐洲先生的这本书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期望看到更多踵事增华的后继成果。

2013年9月27日于武昌桂子山北区

原刊《华中学术》第10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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